云服务器搭建flask 徐生翁作品 傅山作品局部 在中国书法传统中,巧与拙作为一对核心审美意趣,始终贯穿于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考的深处。从先秦哲思的萌芽,到魏晋南北朝的发展··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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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生翁作品
傅山作品局部
在中国书法传统中,巧与拙作为一对核心审美意趣,始终贯穿于艺术实践与理论思考的深处。从先秦哲思的萌芽,到魏晋南北朝的发展、唐宋间的语义转变、明清书论的深化,再到当代丑书引发的争议,巧拙之辨始终未息,还成为理解中国书法精神内核的重要线索。此前本版曾刊发的文章《守巧求拙》指出巧拙有尺度,提出既要重视技巧法度的传承,也需参透朴拙本真的境界,从而不断深化审美导向。而本期刊发的文章里,作者从技法层面对巧与拙进行了深入剖析,认为拙并非对技巧的否定,而是对技巧的超越。无巧之拙,是粗野与浅薄;有巧之拙,才是精神与艺术的化境,没有精熟技法的积累,任何关于道的谈论,都是空中楼阁。
拙从巧出
巧首先指向的是精熟的技法。巧在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为制作良器的核心要素,《说文解字》释巧为技也,至魏晋南北朝,巧在文艺创作中逐渐成为语言表达的核心追求,其后则被赋予超越技巧的意涵,与自然神道等范畴相统一。巧体现了中国艺术中技进于道的终极追求。
那么如何得巧呢?一名书法修习者需通过系统而严格的训练,经历从识字到执笔,再到熟练掌握笔墨技艺的过程,将技法内化为肌肉记忆和本能反应。梁武帝论张芝、钟繇巧趣精细、王羲之势巧形密,即是称赞这些书家典范对笔法精密超过常人的追求。徐浩说张芝临池学书,池水尽墨,智永登楼不下,四十余年,因此张公精熟,号为草圣。永师拘滞,终著能名(《论书》),苏轼言笔成冢,墨成池,不及羲之即献之;笔秃千管,墨磨万锭,不作张芝作索靖(《题二王书》),皆为强调极致的巧才是书家所由之道。概言之,没有精熟技法的积累,任何关于道的谈论,都是空中楼阁。
因此,所有后来以拙成名的书家,无一不是经历了对巧——即古典法度与精熟技能的漫长艰苦的深入习练,最终才实现了超越之拙。金农将汉魏碑刻的刀刻意味和金石味,表达为看似笨拙、实则高古的漆书,独创一格。而无深厚的金石收藏与研究功底,绝不可能创造出如此高古的拙。吴昌硕的石鼓文写得古拙苍茫,金石气盎然。拙的背后,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对《石鼓文》的追摹,如其所言,一日有一日之境界。这数十载的与古为徒,就是追求形神兼备的巧功。齐白石的篆书和行书天真烂漫,是衰年变法的结果。他早年做过雕花木匠,对工细的巧有深刻体验;临遍《天发神谶碑》《祀三公山碑》等碑,笔力千钧。正是有了不断打磨的工巧,他晚年的稚拙用笔才凝练而厚重。徐生翁学书未尝师过一人,而从三代吉金、秦砖汉瓦和各种事物中取得之,几十年如一日专心持续地与天为徒,故其书法往往于出其不意中呈现斩截之力。但其书写过程则是撕而复写,写而复撕,累日不休,亦为对拙的巧思经营。
因此拙,并非对技巧的否定,而是对技巧的超越。无巧之拙,是粗野与浅薄;有巧之拙,才是精神与艺术的化境。
大巧之拙
与巧相对,拙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被理解为不巧,具有否定性。然而在儒道两家哲学的影响下,拙逐渐从技术缺失的意义,升华为独特的精神和审美追求。儒家强调修辞立其诚,老子提倡大巧若拙,庄子则反对机心与机巧,将拙与朴质相连,指向不加雕饰、返璞归真的境界。这些思想为后世书法重意轻形的审美倾向埋下了伏笔。
尚拙的本质是尚真尚我。字须熟后生所体现出来的拙,是要求书家有意识地从技巧炫耀中抽离,追求一种生涩、天真、含蓄的质朴意趣。傅山提出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的书学主张,将批判矛头直指缺乏生命力、追求程式化之巧的馆阁体书法。其倡导之拙,是以篆隶的古拙笔意,打破帖学末流的柔媚习气,让书写恢复天机。八大山人的书法,字势奇崛,结字看似呆萌、拙趣,但每一处留白和变形,都是苦心孤诣的经营,绝非信手涂抹。何绍基写字,故意采用看似有违常人生理机能的回腕法,追求迟涩的点画,意在求拙中返古。黄宾虹以文字演变与太极思想论笔法等,皆借易理对形式与法理进行重构,从技法层面丰富了拙的审美内涵。
但是,我们还需区分无知之拙和大巧之拙,才能明了拙的实现需经历技术修炼、精神涵养与境界超越的全过程。首先是无知之拙。通常初读赵之谦云三岁稚子,能见天质,毕加索说我花了一辈子,就是为了画得像小孩一样,林散之诗云得了天机入了手,纵横涂抹似婴孩这些句子,会误解孩童涂鸦便能达到书画大家的艺术高度。倘若真以为其观点如此,则肯定厚诬了前贤。赵之谦虽盛赞孩童之书,但同时指出,孩童之拙若不经教育与自觉发展,终将沦为偏佻浮薄,而不能复拙(《章安杂说》)。即是说,对孩童的文字涂鸦,仍需在求真意义下去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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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次是大巧之拙。书法不仅是手中的功夫,更是胸中的学问。大巧之拙是成熟书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,赵之谦赞为绩学大儒,必具神秀。学问不足会导致套路化表达,而高级的拙则把知识、技法消化于身心的融通实践上,最终呈现出不经意的天真,正如苏轼所言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苏轼所说平淡不是寡淡,而是看尽繁华后的真纯,与超越技法精熟之后的自然。
由此,真正书家所求之拙,需随时代、语境和个人条件的变化,反复淬炼、不断重构。从王羲之《丧乱帖》《初月帖》的率性洒脱,到颜真卿《祭侄文稿》的粗头乱服,再到杨凝式《夏热帖》的不衫不履、徐渭的行草点画随机生发,以及王铎、傅山狂草的满纸纵横等,书家以完全开放的心态书写,甚至暴露弱点——真实自我,看似散乱狼藉的笔画是作品的最大亮点,示人惊奇。也是书家引入作品的变量,然后才能将错就错,塑造出一个更高精神层次和更复杂点画秩序的世界。如醉拳之意并非真醉一般,这是对有限世界的低层级巧的打破,也是对未知无限世界的主动敞开与探索。同时,书家也必须清楚地知道笔要破到何种程度,结构要散到何种地步,墨要枯到哪个临界点,在技法的可控与不可控之间,呈现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极致境界,这正是其机心所在。
丑书非拙
近二三十年间,围绕书法界丑书争议不断。这一现象的出现,实质是拙在当代语境中的异化与重构。
从美学渊源来看,当代部分丑书创作的理论根基更多源自西方现代及后现代艺术体系,如抽象表现主义、行动绘画与符号学等。受此影响,当代部分丑书创作所用的技术理念,不再是唯笔软则奇怪生焉的古典技术思维,而是空间切割、形式对比、视觉冲击以及观念传达。书法由此成为接近基于汉字的抽象艺术,成为具有独立评价标准的现代艺术形态。将丑书纳入书法艺术范畴,宣称其继承古典书法拙的精神,无疑是概念偷换。
应当承认,当代书者在打破范式束缚、强化情感真实、寻求时代共鸣等方面做出了可贵探索。这类尝试虽引发争议,却彰显了书法艺术在当代的生命力。然而,若创作者不辨源流,简单将丑等同于拙,脱离传统笔墨语言与文化内涵,仅将汉字视为视觉符号而非文明载体,那么其所呈现的拙,就并非从精深之巧升华而来的境界之拙,而只能是源于不能巧的原始之拙。尚拙非尚野。若过分强调朴拙和力量,易陷入荒率、野蛮末流,遮蔽古典内在的生命力和文化内涵。
值得注意的是,另一类被归入丑书的创作,的确延续了中国书学尚拙的精神谱系。明代书史上,徐渭、傅山、龚晴皋等大家作品,其丑拙并非形式的荒诞,而是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反叛,是在用笔墨回应庄子畸于人而侔于天的思想命题。他们笔下的歪斜破碎散乱,是建立在对经典法度入乎其内、出乎其外的基础之上的。黄宾虹曾论工者不工的问题,言初学者其书必不工,需由控制而渐求其工,待其有得,复需从工去求不工,最后则是不工者,工之极也,此亦是一个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由巧入拙、同时飞跃的过程。黄宾虹所言不工者,工之极也属于超验之拙,是建立在深谙传统法度基础上的破法,是对古典精神的真正承续与拓展。
在当代语境下论书法拙中有巧,是讨论在尚拙之思背后巧的作用,以及巧与拙如何实现相互转化,达到动态平衡。今天重新激活巧拙这对传统审美范畴,不仅是对古典的致敬,也是对当下的回应。唯有如此,书法才能始终保持其独特魅力,成为连接古今、沟通中外的精神桥梁。
(作者:丁 筱,系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讲师)
来源: 光明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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